配资可信炒股配资门户知府、知县的任免，是吏部说了算还是督抚说了算？

清代地方官知府与知县的任免权到底归吏部管理配资可信炒股配资门户，还是由地方督抚决定呢？

1723年五月初八，乾清宫灯火未熄，雍正帝在御案前翻看各省“冲、繁、疲、难”名册，一旁的小宦官低声提醒：“万岁，江南督抚新递折子还未朱批。”皇帝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把要缺的放右边，其余留吏部。”短短一句，把地方官的命运分成截然两路，也道出了清代任免权力的分层逻辑。

知府的任命向来被看得最重。中原财赋丰厚、兵力密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朝局，所以江宁、苏州、济南、开封这些府治的职位被列为“请旨缺”，程序极为繁复：军机处先筛人，候选官员档案送到上书房，再由皇帝亲圈。圈到谁，谁就得收拾行李，即便家有重病老母也须遵旨上任。边疆情形却不同。云南山高路远，贵州沟壑纵横，遇上苗疆用兵，朝廷若循北直隶的节奏慢慢调度，地方早已乱成一锅粥。于是这里的知府多由督抚“题补”，也就是先报名单，再由吏部走个备案，皇帝只在奏折上批“知道”二字。中央保留最后裁断权，却默许督抚在第一线开列人选，这种“松”与“紧”的组合，是皇权对地域差异的一种折中。

说到知县，情况就更为灵活。顺治、康熙年间，一切听吏部发落。吏部固守资历表，三年考绩一级，无论在山城抄契税，还是在水网勘河困，只要年头凑够就能上移。地方督抚对此很有意见，抱怨声频频：“户口逃亡的县也按例给升，实务全靠留下的书吏，岂不荒唐！”雍正即位后，痛感其弊，遂把缺分制度从“赋税多寡”改成“冲、繁、疲、难”四档。对话就发生在勤政殿内——

“江浙最要缺，可否让你们自行保荐？”

“臣以为可行。人若不能控盐道商旅，空有科名亦无用。”

“好，自今日起，最要、要缺，督抚先题，吏部后核。”

这样一来，京城与地方各自拥有一半筹码：吏部握着大盘，保证科甲秩序；督抚可以就地挑选真正懂水利、晓钱粮的行家。任职六载，能治好吏治之“冲”，压得住百姓之“繁”，熬过瘴疠之“疲”，镇得住匪患之“难”，方才有调升的资格。新规一出，南北官场大哗，却也实打实提高了县级治理的灵活度。

然而权力的天平从不会永远静止。乾隆三十年冬，陕西督抚上书，把十几个原属“简缺”的清水、凤翔诸县悄悄抬成“要缺”，理由是“边防要地，事繁敌猾”。乾隆翻卷大怒，手批：“私改名目，擅窃大权，当治。”此后特颁上谕，规定缺分非经朝议不得易动，并命都察院随时稽查。看似细枝末节，却直接划定了地方长官的权力边界。

进入咸同之际，情势又翻了面。太平军连年扰动，朝廷鞭长莫及，东南督抚纷纷募勇自保。经费、兵权握在手中，人事权限的闸门自然越关越松。据曾国藩日记，湘军成军之初，他便“自定属吏，不待部檄”，吏部也只好事后补授文凭。自此，督抚兼理军务成为惯例，选将用吏再难回到昔日单一的部院主事模式。

回看两百余年风雨，知府、知县的任免像一张弹性极强的弓。皇帝是弓背，吏部、督抚则在弓弦两端拉扯。战事频仍时，弦向地方倾斜；天下太平时，又被中央慢慢收紧。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而是随山川形势、财政收支、兵火安危而调节的杠杆。这种层层制约与适度放权的组合，让清代官场得以在漫长岁月中保持运转，同时也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伏笔。到底谁说了算？在表面上或是皇帝的朱笔、吏部的印信、督抚的函牍，实则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力量平衡游戏，随时局改变而更张，直至王朝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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